“金道锡行”的朝代
众所周知，夏、商、周三代被称为“青铜时代”，其中夏朝萌发、商及西周鼎盛、春秋末衰落。这个时期，正如《左传》所言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进行祭祀、发动战争需要青铜礼器和武器，因而铸造青铜器自然也就成为这三个朝代的重要事务。“金道锡行”是否历经这三个朝代？这也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夏朝初步形成。首先，从古籍记载看。《左传》载宣公三年：“昔夏之方有德也，远方图物，贡金九牧，铸鼎象物。”此记载就指出夏朝“贡金”乃为远距离输送。《尚书·禹贡》全面追述夏朝的贡赋制度，《史记·夏本纪》直接引用《禹贡》的记载，记载荆、扬两州向中原夏王朝上贡“金三品”。这些古籍记载如果为真，“金道锡行”就应该起于夏代。但需要实证。可喜的是，随着考古发现，已经证明夏朝时期我们的先人已经开始开采铜矿、冶炼并铸造青铜器。在青铜铸造方面，河南二里头遗址，学界普遍认定的年代为夏朝中晚期，遗址发现了青铜铸造作坊，并出土了爵、斝、戈等数量和品类众多的青铜器。在铜矿开采与冶炼方面，山西中条山地区，发现的千金耙遗址、西吴壁遗址等铜矿采冶遗址，均出土了二里头时期的采冶铜遗存；长江中下游地区，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、安徽铜陵的师姑墩遗址都发现了夏朝时期的采冶矿遗存。经铅同位素比值分析，二里头青铜器的原料来源除指向就近的中条山地区外，还指向华北北方地区和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，且三期、四期出土青铜器中来自长江流域的铜料比例大概率呈上升趋势。这些考古发现，与古籍记载形成相互印证，“金道锡行”极有可能从夏朝就已开始。但从目前已知看，远距离运输可能还不是主渠道，仅仅是补充性的。因而，“金道锡行”在夏朝可能还处在萌芽期、初始阶段。
展开剩余85%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
《左传》关于夏“远方图物、贡金九牧、铸鼎象物”的记载
商周成熟鼎盛。从考古发现看。商至周代，长江流域的湖北大冶铜绿山、江西瑞昌铜岭、安徽铜陵等地采矿与冶炼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，并且湖北盘龙城、河南繁阳逐渐成为南铜北运的重要枢纽。河南殷墟出土的晚商青铜器，铜料可能已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；四川三星堆青铜器，铜料来源也有指向湖北大冶、江西瑞昌、安徽铜陵等地；处于控制“金道锡行”重要战略要地的周代古曾国苏家垄等遗址出土大量青铜器，并且青铜铸造技艺已达到很高水平。从青铜铭文与典籍记载看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“翏生盨”“师寰簋”都有“征淮夷”“俘吉金”的铭文记载，春秋早期的“曾伯桼簠”明确记载“金道锡行”。《周礼》记载周王朝设置地官“卝（矿）人”，“掌金玉锡石之地，而为之厉禁以守之”，负责矿业勘探与守护管理；设置秋官“职金”，“掌凡金、玉、锡、石、丹、青之戒令”，负责矿产的验收与分配管理。这两个官职，一个主矿产开采的前端管控，一个主矿产征收后的后端管理，两者配合，体现出周代对矿产资源从开采到使用的完整管控体系，说明矿山开采与冶炼、铸造在周王朝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同时，两职分设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矿山开采冶炼与铸造分离，是矿产资源存在远距离运输的现实情况需要。《诗经》记载“憬彼淮夷”“大赂南金”，则是“金道锡行”在春秋早中期的生动写照。
《周礼》关于夏“卝人”“职金”的记载
春秋末期衰落。春秋时期，随着几个诸侯国的日益强大，中央王朝逐渐失去对诸侯国的控制，特别是到了春秋末期，礼崩乐坏，诸侯国连“尊王攘夷”的表面文章都不做了，夏商以来向中央王朝进贡的贡赋制度逐渐走向瓦解。特别是公元前 594 年鲁国推行“初税亩”，打破井田制下土地国有、按井田征收贡赋的旧制，承认土地私有，中国封建制度开始萌芽。铁器也在此时开始出现，并日趋被广泛运用。尤其楚国的崛起和强大，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铜、锡等矿产资源的核心区域。到春秋末期，建立在贡赋制度和青铜时代基础上的“金道锡行”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。到战国中晚期，随着商鞅变法、封建社会的形成和铁器的广泛普及，“金道锡行”最终成为历史。
综上，鄙以为，“金道锡行”是历经夏、商、周三代，也就是中国“青铜时代”，因为中原铜、锡等矿产资源不足，不能满足铸造青铜器的需求，需要从南方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远距离输入的一种运输模式，或者说一条远距离运输通道、线路。它是建立在奴隶制社会中央王朝实施的贡赋制度、等级制度、礼乐制度，生产生活工具还局限在青铜器，铁器还未被发现和广泛使用的基础上。随着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、文明制度的进步，“金道锡行”必然没落。以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性事件，中国社会又开始出现了一条十分璀璨的贸易之路：“丝绸之路”。
“金道锡行”与铜陵
安徽铜陵，被誉为“中国古铜都”，采冶铜的历史超过3500年，是我国古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核心铜产区。根据古籍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，铜陵都与“金道锡行”紧密相连。学界普遍认为，铜陵应是夏商周“金道锡行”东线——江淮通道的起点。
青铜铭文与典籍记载。依据上文，无论是“翏生盨”“师寰簋”“曾伯桼簠”“曾伯桼壶”青铜铭文，还是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等古代典籍，“金道锡行”之铜、锡等铸造青铜器的金属原料都指向一个地方，就是“淮夷”、古扬州，而且是南方区域。铜陵正处于淮夷之地、古扬州的南方地区，地理位置与青铜铭文、典籍记载非常符合。秦汉后实行郡县制，铜陵地区属于丹阳郡。汉武帝在丹阳郡设唯一“铜官”，管理铜的开采与冶铸。而丹阳郡产铜的核心区就在今铜陵地区，鄙在《汉置铜官千载名》一文中有过详细论证和阐述。南北朝时宋朝裴骃的《史记集解》、唐朝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均直接注“赤金”为“丹阳铜”；存世与出土的汉代铜镜上也常刻有“汉有善铜出丹阳”的铭文。可见，铜陵在秦汉时期铜的采冶是举足轻重，毫无疑问是全国的主产区。历史总是有延续性的，更何况以古代的勘探与采矿技术，铜陵采冶铜地位不可能是一时突然出现的，由此上溯到商周时期甚至整个中国“青铜时代”，必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。“征淮夷、俘吉金”、古扬州“厥贡惟金三品”等记载指向铜陵，铜陵为“金道锡行”东线起点，是可信的、合理的。
《史记》注解“赤金，丹阳铜”
考古发现印证。近年来，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现，铜陵在中国“青铜时代”扮演的重要角色越来越清晰明了，“千年古铜都”的历史地位也日益得到确证。位于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长龙村的师姑墩遗址，将铜陵的采冶铜的历史上溯到夏末的二里头文化三、四期，距今约3600年。铜陵及周边还发现了始于西周时期的大工山——凤凰山古采矿遗址、夏家墩遗址、木鱼山古冶炼遗址等众多青铜采冶遗存。与老铜陵隔江相望、今属铜陵市域的枞阳地区，近年来发现的汤家墩遗址、陈家山遗址，不仅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饕餮纹青铜方彝，还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冶炼遗存。殷墟、三星堆等出土的青铜器，据科学检测分析，铜料来源也有指向铜陵。这些考古发现清晰地表明，在夏商周“青铜时代”，铜陵不仅是淮夷之地的核心铜矿产区，而且已掌握成熟的冶炼、铸造技术，可制成便于运输的铜锭等，再“沿于江、海，达于淮、泗”，通过江淮通道运往中原等地。在“金道锡行”的运输与产业体系中，铜陵铜矿开采与铸造冶炼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。铜陵为“金道锡行”铜料运输东线的起点，这一结论是立得住的。至于锡，结合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来看，铜陵历史上并不产锡，现在也没有锡矿开采，民间流传的“铜陵八宝”之“金银铜铁锡”或许只是为了顺口遵循“五金”口语习惯添加了“锡”，又或者是把“铅”误认为是“锡”。夏家墩、陈家山等遗址上出土的含锡青铜器，经检测，锡料可能由江西等外地输入，而并非来自本地。因而，严格地讲，铜陵应该是“金道锡行”东线“金道”的起点。
铜陵夏家墩遗址出土的红铜渣
铜陵木鱼山遗址出土的冰铜锭
结语
毫不夸张地说，“金道锡行”乃是支撑整个夏商周“青铜时代”的大动脉，南方富足的铜、锡等资源源源不断输入中原，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交相辉映，推动着中华文明在神州大地璀璨绽放。铜陵，一座长江下游的小城，以其得天独厚的铜矿资源，在中华“青铜文明”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。如今的铜陵，铜产业、铜工业仍是立市之本，并有着“当代铜基地”的美誉，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是世界500强、安徽第二大企业、综合实力稳居国内铜工业前三。“立足铜、延伸铜、不唯铜、超越铜”，新时代新征程，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，铜陵再出发，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上续写新的辉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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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|胡冰琦
审核|邹帆
作者|徐达佩
来源|铜陵社科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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